德勒兹与伽塔里（FélixGuat?tari）的合作始于70年代初，贯穿德勒兹理论写作的第二阶段与其续后的哲学人生，被福柯称为“世纪性的合作”。伽塔里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德勒兹与他的合作旨在撰写一部“普遍的”唯物主义历史，建立资本主义的谱系学，在理论上承认但同时又试图超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这一宏大的写作计划就是人们现已耳熟能详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其两卷本《反俄狄浦斯》和《千座高原》分别于1972年和1980年发表，标志着德勒兹理论生涯中文化和政治批判的巅峰。
与福柯的《规训和惩罚》一样，《反俄狄浦斯》也深受1968年5月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影响，它试图从理论上阐述经历了“5月风暴”洗礼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个人与政治的关系，因此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首先，作者们不赞成弗洛伊德把无意识作为打开意识大门的钥匙的观点，提出一种内在无意识观，即把无意识视为生产欲望的工厂。其次，他们认为传统的精神分析学过于狭隘，仅限于与父母相关的童年往事，只不过是描写有关“亲密关系”的一种“小自传”，而真正具有意义的则是作为集体存在者的生存。无意识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生存，不仅仅是个人或社会那些被压抑和受阻碍的能量何以能通过仁慈的机制得以发放的问题，而涉及种族、部落、大陆、历史、地理等更具广延性的文化领域，因此具有普遍的社会属性和意义。
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是生产欲望的机器。人类历史可以据三种不同的欲望生产方式或三种不同的“社会机器”而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与血亲关系即“原始资本形式”相对应的“原始地域化”阶段，这个阶段是资本主义“残酷的刻写过程”的开端，即以人类身体为实现、以刻写在人类身体上的血迹为标志的文化的运动，其中包括欲望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中的投资。第二个是与“野蛮专制机器”相对应的“野蛮专制”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关系被“解域”，专制君主成为社会的核心，书写变成了对声音重新加以地域化的一种再现形式。第三个是与资本主义机器相对应的“文明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机器试图无限度地繁殖被解域了的精神分裂式流动。换言之，资本主义机器在不断对这种精神分裂式流动进行解码和解域的同时，也不断对其加以“重新编码”和“重新地域化”：生产过程中内嵌着“反生产”，后者的作用是调整和吸纳随时出现的威胁到资本主义总体生产的流动。
那么，这种“精神分裂式流动”究竟指什么呢？在德勒兹和伽塔里看来，资本主义是依其自身矛盾兴旺发达的，并试图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矛盾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利益。资本主义的“社会世界”向个人施加无法容忍的和相互矛盾的压力，而个人的精神分裂症就是对这一社会环境的正确和行之有效的反应。毫无疑问，精神分裂症患者承受着心灵的痛苦和创伤，但这种痛苦和创伤的根源并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恋”，不是把“词语”当作“实物”的“自我逃避”；相反，这种疾病的症结是社会。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精神分裂的过程，是解码和解域、然后再重新编码和重新地域化的过程。解码或解域与流动性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原理，马克思最先发现了这个原理：资本主义在其生产过程中形成了能量或负荷的一种分裂式积累，构成了其自身的极限，因此它必须聚敛它所能承载的一切压力来抵制这个极限。换个方式说，每当资本主义积累似乎达到一定极限时，它总是要从这个极限退却，对其分裂式能量加以重新编码或重新地域化，使其成为与这些能量的革命潜力相对抗的一条公理。德勒兹和伽塔里基于这一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发人深思的：足够的消费永远不会存在，足够的发明创造也不会存在。欲望和发明是不可分割的一体。
但是，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的“社会世界”本身就是一台“欲望着的机器”。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是机器，一切都是生产。机器就是现实，就是生存。而由于现实和生存是破碎的，所以，“欲望着的机器”就只能是一个破碎的聚合体，它的各个部件不再可能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又由于它的主要功能是生产，所以，这种生产也是一种“欲望着的生产”，与这种生产密切相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于是就成了“普遍生产者”。这种“欲望着的生产”的内在原理是：欲望既不缺乏客体，也不仅只维系于一个固定的客体。实际上，欲望与客体是一回事，都是机器：欲望是机器，欲望的客体是与欲望相关的另一台机器。在这个意义上，机器的概念可以解作对一种新现实的反应，是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欲望的概念则意味着创造、发明和变化。
1980年发表的《千座高原》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这一宏大计划的第二部分，也标志着德勒兹和伽塔里合作的又一次成功。该书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是“根茎”（rhizome），指一种“无中心的”、由无数条“路线”（lines）构成的多元结构。作者们把“根茎”的无数条“路线”改造成一系列“高原”或曰“断层”，也可比作一系列“分裂的环”，其中每一个环都适合其他任何一个。“断层”既不是开头，也不是结尾，它始终是中间；换言之，这个“无中心的”“根茎”结构是由许多无始无终的“断层”构成的。《千座高原》一书在结构上就用这些“断层”取代了传统的“章”。该书在主题上尽管继续深入探讨了《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欲望、克分子和分子概念、“微观政治”和“断片性”等，但实际上用“语用学”、“游牧论”和关于“变化”的思考取代了前一部书中的精神分裂分析。除在形式上和理论上更具独创性外，《千座高原》还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的一幅更广阔的“地质”和“地理”蓝图，而最详尽和独具新意的则莫过于对语言的分析。
在德勒兹和伽塔里看来，叶尔姆斯莱夫提出的“语言内在论”避免了能指的压制性身份以及声音和书写的双重游戏，因此可以用来取代索绪尔的符号语言学。语言不是符号系统，而是各种力量相互竞争的场所，是根源于社会的一个非物质性的变化系统。语言屈从于欲望的流动，是被解域和解码的。作为一种非自律的和物质的存在，语言不简单是对世界的再现，而是世界上的一种发明，因此，可以据其位置、进退、地域标志和解域化加以分析。他们反对现代语言学的几种假设：即语言的本质是交际；语言依外在因素孤立地运作；语言是一个同质系统；以及语言基本上是依标准定义的，等等。相反，他们认为，语言不是明显的交际媒介，语言中没有恒定不变的因素，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具有无数内在变体的系统，如方言、土语、习语、行话等，因此，必须据其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来理解。如是看来，语言就是内容和表达方式的一个不断流动的系统，它不是取决于能指或能指与所指的指意关系的，而是贯穿于各不相关的、断续的、机械安排的形象之中。其每一个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都有自己的历史、微观历史和断片，同时又共享一种抽象的机械状态。这些形式根本不是能指，而只是一种图式。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索绪尔符号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的指意关系。不仅如此，德勒兹还反对索绪尔的共时和历时语言观，质疑乔姆斯基的语言交际和信息论，而推崇巴赫金和叶尔姆斯莱夫的实用语言学，赞同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和奥斯丁的“述行”语言观。语言只不过是一种指意因素而已。它与许多其他权力和指意因素在同一个平面上共同运作。比如：电影影像就是并非“像语言一样构造”的极其丰富的指意系统（德勒兹）；小说就是由“对位关系”或“多声部”构成的一种自由的间接话语（巴赫金）；而监狱则是与诸如学校、兵营和医院等形式相关的一种非话语性指意形式（福柯）。实际上，《千座高原》旨在建立一种新的既非语义亦非句法的实用语言学，试图说明一切语言都是隐喻的，一切语言都是间接的。语言的意义只能产生于一个不确定的形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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